用十指演绎人生——访著名钢琴家刘诗昆

刘诗昆是享誉中外的著名钢琴家，是迄今中国和世界所有华人钢琴家中在世界最高国际钢琴比赛获奖级别最高的人，被国外报刊称为“中国最卓越的钢琴家”和世界一流的钢琴大师。3岁时，刘诗昆就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5岁就在匈牙利举行的“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中荣获特别奖，1958年，19岁的刘诗昆又在原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世界至今为止最顶峰的一次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荣获亚军，从而蜚声世界乐坛。他现为中国钢琴界中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会长。曾任中国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90年1月，刘诗昆带着区区300港币走过了深圳罗湖桥，到香港定居创业。他的声誉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就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通过授课、出国演出以及出教学录影带，一年半之后，刘诗昆开办了一家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目前已经在香港、加拿大和内地拥有多家连锁式的音乐艺术企业和音乐艺术学校，共有学生数万人。他还经营着自己的音乐教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钢琴乐器实业有限公司。刘诗昆已成为所有中国文艺人士中最成功的人士之一，成为集钢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企业家为一身的成功人士。

刘诗昆说：“艺术需要经济支撑，艺术需要市场化。”他认为，高雅的艺术团体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尤其是经济困难。除了依靠国家有限的经费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养活自己。而大多数艺术团体都缺少自我经营的能力，严重影响了文艺领域的正常运作与开展。

刘诗昆并非坐而论道，他自己的实践就证明了艺术是可以和商业成功结合的。这种结合显示：由于社会对于艺术的渴求，因此艺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艺术的市场化，一方面可以使艺术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更广泛深入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成功也可以反哺艺术本身，保护和支持真正的高雅艺术。

[访谈]

记者：在文革期间刘先生经历了一段牢狱生涯，那么这对您在其后的艺术与商业发展道路上有何影响？

刘诗昆：文革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是文化艺术界的大劫难。从1967到1973年这段牢狱时间，将近6年时间，我从没见过钢琴，加上我见钢琴但没有弹过钢琴的时间（文革的初期，我在牛棚的时候），差不多有8年了。我的手臂也曾被红卫兵打的不完全骨折。对一般的钢琴演奏者来讲，那手已经不能恢复了。但由于超常的音乐天赋，加上从小不到3岁就开始学钢琴，我打下了非常牢固的钢琴演奏的基本功底（所谓童子功）。所以，在我出狱后很快就可以演奏了，而且我的演奏水准、演奏技巧并不减当年。但那段时光，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毕竟是我人生种最好的黄金岁月……人生经过一些磨难后，心态、思想、感受就会有很多的不同。总之，我这个人更加成熟了。音乐是表现社会和自然的一种艺术，你对人，对社会、对自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受，当然就会对音乐表演的思想内涵产生影响。

至于商业，不能说有什么直接影响，但经过磨难后，我的心境比较平和，比较宽容，比较开阔。如今，在我事业上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不会再那么急躁不安，再大的困难，我都能很平和地，很冷静地，很豁达地去对待，我有了一种持久力，耐力、毅力、承受力、容忍力。

记者：在钢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文化企业家这三种身份中，刘先生您最喜欢的是哪一种身份？为什么？

刘诗昆：我没有最喜欢哪一种，可以说三个我都喜欢，但也都无所谓。大概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就看得很乐观，很豁达，从某一方面讲，也比较淡漠。

我从很小就弹钢琴，很小就得奖，很年轻就参加国际比赛获奖，认为我是钢琴演奏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从事的这些活动，开办的这些企业，包括音乐教育的机构、企业、学校，还有差不多超过25000名的学生，据此说我是音乐教育家，这也是事实。当然，这不是说．我对音乐教育有多么深厚的理论。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企业都是民办的、私办的，也都是带有企业性质的，所以说企业家，客观上看，也是名副其实的。现在我所从事的钢琴演奏、音乐教育、乐器经销等，其实对我意味着三句话：第一，叫做职业；第二，叫做专业；第三，叫做事业。

记者：您认为您在艺术上的成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天赋，还是勤奋，还是经济基础？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刘诗昆：我在音乐上的成功，谈不上政治的原因。我父亲他是学音乐的，美声唱法。他懂得音乐，酷爱音乐，他看到我从小就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音乐天赋，也希望把我培养成为一个音乐家、钢琴家。所以我不到3岁就开始坐在父亲的腿上弹琴。他弹一句，我弹一句，直到十二、三岁，一直在模仿，当时还不会看谱，但我算不上勤奋。我的性格是很开阔的，喜欢各方面的事情。现在还是这样，业余生活从来都远离音乐，比如看电影、电视、看书、不是音乐书，甚至不是文学书籍，而是军事史，历史、政治、科学、科幻、探险等书籍。你说天赋，这是肯定的。但我在参加国际比赛的那段时间里是超勤奋的。成功，一般应该是天赋加勤奋，我也是这样。

记者：您曾经说过：艺术需要经济支持，艺术需要市场化。很多人担心艺术的市场化会使艺术庸俗化，您如何看“艺术是非功利的”这一经典的对于艺术的看法？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刘诗昆：简单地说，我认为“艺术是非功利”的这种说法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人以食为天，艺术家也好，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第一要吃饭，第二要生活，他们都需要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一天不听音乐，照样活，但几天不吃饭，就活不了！所以，艺术家要考虑功利，也要考虑他的社会职责和他对社会的一种良心及贡献。在今天21世纪，不要说在世界，就是在中国，文化艺术也是不可能脱离市场的。

现在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艺术改革的滞后。当然，文化艺术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比某些经济企业复杂得多。再有，文化艺术团体的领导班子，过去主要有两种人组成，一种业务干部，一种政工干部，唯独缺少一种经济型领导干部。文人往往不同于商人，不同于企业家，不会经营。很多人认为文艺家就该清高，但这意味着清贫。我经常讲，舒伯特、梵高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